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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携手前行—专访向翔研究员

发布日期:2019-08-09 20:25   来源:未知   阅读:

  •   编者按:为迎接我院建院40周年,充分展示我院走过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成就成绩,信息中心聚焦“建院40周年”主题采访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向翔研究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之初,向翔研究员便到院工作,至今已经走过近四十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向翔研究员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工作史,就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发展史。访谈中,向翔研究员才思敏捷,滔滔不绝,既有个人学术经历回顾,又积极为我院发展建言献策,听后令人获益匪浅。

      向翔:我的学术经历相对简单,和许多同志一样,我也是从学校成长起来的。18岁那年,我考取了云南大学外语系,经过4年学习,于1964年毕业。在安宁农村搞了一年的“四清”之后,我被留在安宁第一中学(原昆明市第十六中学)任教,教过英语、语文、政治等课程。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开招考研究人员,我被录取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之前,我的专业是外语,但是我从小比较喜欢文科,对政治学、哲学、文学、历史学等学科非常感兴趣,加上我是教外语的,这对我参加考试很有利。

      一开始,我参与筹办《云南社会科学》杂志,当了7年编辑,负责哲学、政治学等栏目。虽然我对理论书籍历来很感兴趣,即便是在“”期间也读了不少书,但教书与办杂志不同,我深知自己“先天不足”,在专业上还应更加努力,于是下决心“补课”,再次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选集》《文选》等经典著作的所有篇目,深入学习了党中央和同志的一系列新的思想理论观点,www.ok6222.com。广泛涉猎了中外哲学、美学、文化学著作。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美学观点,并开始在全国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这段时间,我在学术上主要致力于对美学问题的研究,在各类杂志上发表美学论文数十篇。《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发表了我的论文《从原始自然美论美的本质》,第二年该杂志春季号译成外文向国外介绍。这就为后来陆续出版的《自然美与人》《中国山水审美》《云南民族文化与审美》《芊盆清韵》等美学专著积累了素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87年,我调到哲学研究所工作,任副所长,随即参加了全国哲学学会组织、由刘蔚华担任主编的《世界哲学家词典》的编辑和写作。按照分工,我担任副主编,负责西方哲学家部分。在这期间,我在继续进行美学研究的同时,逐渐转向文化学研究,并与省委宣传部企业宣传处合作,专门研究云南企业文化建设问题,逐渐产生了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学的设想,并申报、承担了相应的省级课题。1991年,执笔写成并出版《从遮羞板到漆齿文身——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巡礼》一书。1993年2月主编并出版《企业文化建设理论及其在云南的实践》一书,后来又编了续篇。1995年,我独立承担的省级“哲学文化学研究”课题如期完成并通过专家鉴定。1997年,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了《哲学文化学》一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的文化学观点。

      1989年以后,云南省委批复决定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研究所。同时,为了澄清一些理论是非,省委宣传部成立了理论研究写作小组,抽调我参加理论研究写作小组工作。1991年,理论研究小组工作告一段落,我奉调负责筹建马列研究所,当年马列所正式成立。1994年,省委宣传部批复成立理论研究中心,由我担任中心主任兼马列所所长。从那以后,我的主要学术研究及相关活动,便转到对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研究和宣传上,并用相关理论为云南的改革发展、先进文化建设、民主法制建设服务。在围绕“理论研究系列”丛书写作的同时,对各种现实重大理论问题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及时、系统的研究,在报刊上发表了上百篇文章,被聘请参加省委理论宣讲团和辅导组,参与了省委组织的各种专题的理论宣讲工作。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您有过在中学任教的经历,这段经历对您后面从事科研有何影响?

      向翔:长达15年的教学经历对我后来的科研工作影响很大。首先,在安宁任教的那些年头里,正值“”期间,我有机会阅读大量书籍,系统掌握政治、经济、文化等学科知识,这才有可能考取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其次,教书既要博览群书,又要专业扎实,还要融汇不同学科的知识,社会科学研究也需要如此;最后,中学教师有一个习惯,除了要具有比较深厚的学科知识,还比较讲究教学方法和教授方式,趣味性尤为重要。后来在我的学术生涯中,除认真参加一些课题研究外,我还经常被省委宣传部派遣从事宣讲工作,把党的理论更好地让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将高深的党的创新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清楚地教授给干部群众,将理论文章写得通俗易懂,这和我当过十多年的中学老师有很大关系。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您在文化学研究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请谈谈这方面的研究情况?

      向翔:我对文化学的研究实际上是从美学研究转过来的。在美学研究过程中,我发现美学和文化其实是密不可分的。美是社会命题,不是一个纯自然的命题。很多艺术品也是文化精品,同时,所有在审美上有价值的东西都是文化创造的产物。这样就很容易从美学“跳”到文化学研究上来。20世纪80年代,中国存在“泛文化”的现象,很多人对文化的研究停留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经常针对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从总体上把握文化研究的并不多。于是,我就想从哲学的角度尝试文化研究。所谓哲学的角度,就是从人和外部世界关系的角度来把握文化。因此,我逐渐从美学研究转向文化学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转到对文化问题的思索和文化学的研究上。在较广泛地了解了历史上的文化学流派、大量阅读了一些文化学著作之后发现,现有的经典性文化学著作大都是西方学者写的,其立论基础各种各样,学术思想观点也五花八门,与我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有一定距离。这样,我就产生了在现阶段和今后中国的文化学研究中,应该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设想。而且,这样的文化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上,我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学观点。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问题、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建设问题、对和谐文化建设问题的研究,我都没有脱离这个基础和框架。经过近5年的广泛阅读、反复思索和不辍笔耕,我终于写成《哲学文化学》一书。这本书,可以说是我关于文化问题的全部思考的结晶,是我对文化问题的理论认识的集中概括和独特诠释。

      向翔:关于当前中国哲学的发展问题,哲学界意见纷纭。一些人认为哲学在没落,我不太赞同这种看法。我们国家的事业在蒸蒸日上,哲学研究怎么会没落呢?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与其他学科相比,的确存在这个问题。中国哲学起主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发展,它的基本原理和规律已经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论述过,后人想要在基本原理上有所突破,严格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衡量中国哲学发展的标准,我认为是是否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哲学新的发展道路,并不是说一定要每天有多少论文才叫兴盛。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够运用马克思哲学原理来解决实际问题,这就开辟了哲学新的出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党的十八大以后,习总书记对中国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比如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意蕴。因此,我认为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运用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运用到改革开放中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不能仅仅停留在领导人和学者那里,最主要的是普及到广大干部群众中,使他们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作为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智库工作的同志,我认为应该加强对艾思奇的了解和研究。艾思奇不但著有《大众哲学》影响很大,而且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对“实事求是”作了很多的研究。对云南哲学界,艾思奇研究是常研究常新的课题,要学习艾思奇那种“既不脱离自己的研究,也能为中国的革命、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的精神。作为云南学者,研究艾思奇有助于树立云南“敢为天下先”的形象,艾思奇的精神也可以鼓励更多云南人干事创业。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您认为从事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需要具备哪些能力?

      向翔:要想成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优秀人员需要具备很多条件,但就我个人学术生涯来看,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能力。第一,要有扎实的学科功底。要坚持博览群书、开卷有益的原则,坚持读一些比较枯燥的甚至很难读懂的经典,经典难读,但是读到一定的时候就可能豁然开朗,这样才能对本学科的过去、现在有全面的理解;第二,要勤于调查研究。从整个社会科学的要求来看,对现实状况都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无论哪个学科,在云南这片土地上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要对云南的历史、文化、地理、民族有深切的了解、清晰的认知、系统的掌握,调查越深入,研究越细致,如果脱离现实、闭门造车,那么研究可能会受到限制;第三,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要对党和国家不同时期的方针政策有深切了解。不仅是马列研究、哲学研究,其他学科(民族学、宗教学等)也是如此,只有这样,才能把握研究的方向;第四,要把学科知识、调查研究、方针政策三方面内容有机融合、融会贯通,并能用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当然,将三者综合起来并运用自如是很不容易的,这就需要锻炼综合、分析和创新能力,这样才会做出对党和国家事业有用的研究成果来。

      向翔:我于2003年退休,退休后并没有闲下来,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继续从事一些课题研究,期间应邀到哲学所做过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研究,一直被返聘到马列所做党建和社会管理方面的研究;二是专注于自己曾经热爱的文学创作。过去16年间,我相继创作并出版了《日落滇缅路》《青春卑微》《峥嵘句町》三部长篇小说,字数逾250余万字。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我依然会沿着梦想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即将迎来建院40年,您对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发展有哪些期待和建议?

      向翔: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是一个传承文化、传播知识的理论平台。希望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发展越来越好,在服务国家发展和个人成长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创造出无愧于新时代的新辉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在历届院领导和广大职工的努力下,现在已经取得可喜成绩。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还要加强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近年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在决策性服务、应用性研究方面有强化的趋势,并做出了不少成绩,但我还是建议院里不要淡化基础性研究。社科院与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的研究机构相比,优势在于有学科知识的支撑。社科院为社会服务,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社科院的服务更应关注理论性、前瞻性、预见性、深刻性。社科院在国家改革发展过程中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必须要有坚强的基础学科作为后盾。社科院只有具备理论支撑,才能在发展中真正具备核心竞争力。

      第二,坚持开放发展。社科院加强了基础研究,并不意味着进入了象牙塔,而是要与社会结合、为社会服务。院里要与其他单位搞好关系,争取省委、省政府以及各厅局的支持,加强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合作,这对社科院的发展十分重要。科研人员要尽力走出去,加强调查研究,加强横向联系。部分科研人员认为大量的对外交流会影响科研。从时间分配来看是矛盾的,实际上对每个研究人员来说时间是够用的,时间在于抓紧,在于用来干什么。

      向翔,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退休前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原所长、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美学、文化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云南发展研究,曾经多次深入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承担了若干个国家级、省级研究课题,出版过若干重要专著。从2001年至2017年,作为云南省委理论宣讲团成员,多次应邀到各地宣讲。1998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